【回望光辉历程 传承中蔬精神】系列之二

《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奋斗史》（1958—1987）

第二章  坚守与跨越：白手起家终有硕果盈枝，群贤汇聚始成国家劲旅

       两放两归，体制浮沉，队伍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但老一代蔬菜人，以赤诚之心、实干之志，在人才建设、条件建设、学科建设、科学研究、农村基点、交流合作六大维度上，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奋斗史。这二十九年，是奠基立业的二十九年，是薪火相传的二十九年，是从无到有、由弱渐强的二十九年。

       一、人才建设：百炼成钢，扛起蔬菜产业国家队大旗

       建所以来，蔬菜所始终将人才队伍建设置于战略高度，历经初创奠基、低谷坚守、恢复振兴三个阶段，逐步形成了“以老带新、实践锤炼、重点培养、开放交流”的薪火相传人才培养体系。

       初创奠基时期（1958—1965）：师承引领，实践育人。建所初期人才基础薄弱，老一辈科学家着力“传帮带”，以课题组为基本单元，实行“师傅带徒弟”模式。年轻同志从播种、育苗到杂交授粉、病虫害识别，每个环节都在老专家手把手指导下完成，迅速掌握了科研基本功。一批有志青年在甘蓝育种、番茄栽培等领域快速成长，逐步成为各课题组的业务骨干。

       低谷坚守时期（1966—1977）：逆境磨砺，队伍不散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正规培养机制基本中断，但科技人员以极强的责任感坚守岗位。部分老专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田间观察和育种材料保存，并通过非正式方式向年轻同志传授经验，为后续人才梯队保留了火种。一批年轻人在跟随老专家下放劳动中，磨炼了意志，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。

       恢复振兴时期（1978—1987）：体系重建，人才辈出。第二次回归后，蔬菜所开始系统推进人才培养工作。一是建立“一对一”导师带教制度，鼓励中青年骨干独立承担课题。二是以“甘蓝自交不亲和系选育”等国家重点项目为契机，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，方智远等一批中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。三是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，自1980年代起选派人员赴国内高校进修，并陆续派遣骨干赴日本、美国、荷兰等国家考察学习。四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，将科研成果、论文发表等纳入评价体系，给予优秀者课题经费倾斜和职称晋升优先资格。五是开启制度化培养之路，1982年开始培养首批硕士研究生，至1987年累计培养研究生数十人，许多人后来成为全国蔬菜科研机构的骨干力量。

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

       从“师带徒”到“海外留学”，再到“自主培养研究生”，蔬菜所始终注重学风传承和梯队建设，涌现出蒋名川、张纪增、刘红、尹彦、李树德、王耀林、朱德蔚、方智远、孙培田（以出生年月为序）等一批学科带头人，为我国蔬菜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。

       二、条件建设：从无到有，为科研工作提供坚实保障

       建所以来，条件建设，历经了从无到有、从简陋到逐步完善的曲折过程，为各项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保障。

       白手起家时期（1958—1977）：设施简陋，辗转借用。建所之初，实验用房和试验用地暂用彰化农场的基础设施，缺乏专用科研场地，仪器配置简陋。1960年下放北京市农科院后，条件几无改善。1962年回归中国农科院，仅有三间平房和东门外北圃场作为科研用地。1970年第二次下放，科研工作主要依托北京林学院的有限资源，试验地分散在京郊各处。科技人员长期在简陋、借用的设施中开展试验，但依然克服困难，坚持田间观察和育种试验。

简陋的办公场所

       逐步完善时期（1978—1987）：全面建设，设备完善。1978年第二次回归，基础设施建设正式起步。一是科研用房方面，1979年至1980年建成三排平房，1982年自筹资金建成西小楼，1983年建成东小楼，初步缓解了用房紧张。二是试验温室方面，1983年至1985年，利用罗马尼亚补偿贸易项目建成当时国内领先的大温室，并配套建设供暖、变电、灌溉、冷库等设施；随后又陆续建成南区、北区育苗温室、植保试验温室、马铃薯试验温室等，形成较为完善的温室试验体系。三是试验农场方面，1978年蔬菜所拥有了自己的北圃农场，为田间试验和良种繁育提供了稳定基地。

       从“寄人篱下”的田间简陋观察到拥有现代化温室与试验农场的系统配套，每一步都凝聚着老一辈中蔬人的智慧与汗水。

       三、学科建设：从单一到多元，学科体系不断完善

       1958年至1987年，蔬菜所学科体系建设经历从初创、曲折坚守到恢复升级的过程，逐步构建起组织有序、功能健全、特色鲜明的学科体系。

       初创时期（1958—1969）：确立研究方向，初涉顶层设计。建所初期，设立行政办公室、技术办公室和试验农场，形成行政、科研、生产三分离的管理模式。随后成立品种研究室、栽培研究室、植保研究室和生理研究室，确立了以遗传育种、栽培技术、植物保护为核心的研究方向。1962年首次回归中国农科院，开始承担组织协调全国性科技工作的职能，通过召开全国蔬菜品种座谈会、参与国家十年农业科技规划等方式，开启学科体系的顶层设计。

       曲折坚守时期（1970—1977）：聚焦生产应用，构建全国协作。 第二次下放北京市后，蔬菜所独立建制虽被打破，但学科体系的核心脉络得以延续，设立引种及品种资源室、育种及良种繁育室、栽培室等，研究方向聚焦于蔬菜新品种选育、杂种优势利用和保护地高产栽培等生产急需领域。牵头承办两次“全国蔬菜科研协作会”，成立蔬菜品种资源、杂种优势利用、塑料大棚栽培等多个全国性科研协作组，构建起全国性学科协作网络，蔬菜所逐渐成为全国蔬菜学科体系的核心枢纽。

主办第二次全国蔬菜科研协作会

       恢复与战略升级时期（1978—1987）：学科体系快速恢复，学科布局战略性拓展。回归中国农科院后，学科体系进入全面恢复与快速完善期。一是组织架构正规化。重建品种资源研究室、育种研究室、栽培研究室、植物保护研究室、中心实验室和情报资料室等研究室，形成了成熟的“所—处—室”三级管理体系；二是学科布局战略性拓展。1981年设立花卉育种课题组，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，为1987年正式更名为“蔬菜花卉研究所”完成了关键的学科转型准备。

       回顾学科建设历程，蔬菜所始终坚持面向产业需求，使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和生产实际紧密对接；始终坚持系统思维，推动多学科协同发展。正是这种高屋建瓴的学科布局，使蔬菜所在历次变革中学科体系不断、创新能力持续提升，最终以强大的学科实力支撑起我国蔬菜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。

       四、科学研究：以国计民生引领行业，凭自主创新独立图强

       二十九年来，蔬菜所始终以服务国家和百姓需求为己任，科研活动在动荡中奠基，在恢复中发展，在改革中壮大。逐步构建起以应用研究为核心，涵盖育种、栽培、植保等领域，兼顾种质资源等基础学科的综合研究体系，取得一系列里程碑式重大成果，奠定了全国蔬菜科技学术中心的地位。

       （一）奠基与探索（1958—1969）：以生产为本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发展

       种质资源。一是开展全国性资源普查与引种。1959年组织编写《中国蔬菜优良品种》，收录50个种922个品种。1963年主持“蔬菜品种研究工作座谈会”，整理出蔬菜品种和材料7596份。1965年汇编《全国主要农业科研和教学单位保存蔬菜品种目录》，共收集88个种8164份品种和材料。至1965年，累计调查整理出地方品种资源17393份，基本摸清全国蔬菜品种资源家底。二是开展蔬菜引种，1959至1966年引进结球甘蓝、花椰菜、菜豆等上千份材料，其中“北京10号”番茄等品种丰富了我国蔬菜品种结构。

       栽培技术。主要围绕大白菜、番茄、黄瓜等大宗蔬菜，系统开展高产栽培技术研究，总结农民丰产经验，推动栽培从经验走向科学。完成维尼伦废水对蔬菜与土壤影响研究，开创中国蔬菜环境科学先河。

       品种选育。在引种试种基础上，开展甘蓝、番茄、大白菜、洋葱等常规杂交育种研究。主持培育出洋葱品种“540号”、“601号”。早粉2号是我国最早育成、推广面积最大的早熟粉果品种，代替了国外引入的早熟品种，并成为早熟番茄育种的优良亲本。

       植物保护。初步构建对大白菜病毒病、霜霉病、软腐病三大病害等主要病害的监测与防治体系，为蔬菜生产安全提供技术支持。在黄瓜霜霉病、白粉病化学防治研究中，首次报道代森锌对霜霉病的明显防治效果，筛选出代森铵、多菌灵、百菌清等优良杀菌剂，广泛应用于生产。

       期刊创办。1962年创办《园艺学报》，至今仍是领域内权威核心期刊。作为中国园艺学会挂靠单位，组织全国重大科研协作，成为“全国蔬菜学科重要的学术中心”。

       （二）坚守与突破 （1970—1977）：打破垄断，终破甘蓝奏凯歌

       对北京11个县区进行品种调查，编写《北京市主要蔬菜品种介绍》，包括68种蔬菜225个品种。

       杂种优势利用。科研团队聚焦甘蓝，系统选育自交不亲和系。1973年，利用该技术育成国内第一个甘蓝一代杂种“京丰1号”，实现我国甘蓝杂种优势利用的重大突破。

       1972年在国内率先启动黄瓜雌性系与杂交优势利用研究，持续筛选、转育稳定雌性黄瓜种质，育成露地秋黄瓜品种“长青”，是我国育成的第一个黄瓜杂交种，1978年斩获全国科学大会奖。

       此外，茄子单倍体及加倍植株培养、大白菜自交不亲和系和雄性不育两用系选育等在国内居领先地位，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。

       植物保护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较深入地研究了 Bt防治菜青虫的应用技术；在国内首次发现茄子裂果系由茶黄螨（侧多食附线螨）危害所致，为该种重要害蟠的各项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据。

       （三）振兴与辉煌（1978—1987）：杂交甘蓝领先寰宇，地膜覆盖光耀中华

       种质资源建设系统化与规范化。1978年成立蔬菜品种资源研究室，全面加强种质资源研究。一是组织全国蔬菜地方品种资源调查、搜集、入库和研究。1980年后协调全国各省市形成协作网络；1981年主持“全国蔬菜品种资源研究协作会议”，制定五年协作计划，修改《蔬菜品种观察项目标准》；1982年主持编写《中国蔬菜地方品种资源目录》。二是主持、参加蔬菜品种资源考察。1979至1980年考察云南省蔬菜品种资源，发现苦茄（新种）等珍稀资源；1981至1984年参加西藏作物品种考察，绘制“中国西藏主要蔬菜资源分布示意图”等。三是开展国外引种，1978年至1987年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进约42种蔬菜、8900余份种质材料，重点对番茄、花椰菜、菜豆、辣椒等进行引种研究。四是建成种质资源中期库，1985年我国首个蔬菜种质资源中期库建成，至1987年保存资源达4000余份。

       甘蓝育种技术取得世界领先成果。在1973年育成“京丰1号”的基础上，1981年“报春”、“秋丰”等系列品种相继问世，极大提升甘蓝产量和品质。1985年，“甘蓝自交不亲和系的选育及其配制的七个系列新品种”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，甘蓝自交不亲和育种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到1987年，蔬菜所已建立起自主的甘蓝育种技术体系，为后续品种更新奠定了人才与种质基础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方智远院士团队突破自交不亲和系选育技术，培育我国第一个杂交甘蓝“京丰1号”，1985年获国家发明一等奖

       番茄抗病育种领先。1983年育成的高抗TMV、丰产番茄新品种“中蔬4号”，是我国首个对烟草花叶病毒（TMV）免疫的番茄新品种，解决生产中的关键病害问题。改良自日本引进的番茄品种“奇果”，使其适合制番茄酱及罐头，成为北京主栽品种，推广至多个省市，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。

       此外，1978年“中早熟种茄子一代杂种'安阳X雁塔”等一代杂种，获“全国科学大会”奖。

       栽培技术引发“白色革命”。主持农业部“塑料薄膜地面覆盖早熟、高产机理与实用技术研究”及全国协作攻关，提出“护根栽培”新见解。成果在全国15个省市推广，并扩展到棉花、花生等数十种作物，引发全国性“白色革命”。1985年“聚乙烯地膜及地膜覆盖栽培技术”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。

       现代设施农业研究启动。1986年，无土栽培研究课题成立，由此拉开了我国现代设施农业先行实践的序幕。开发的家用无土栽培设施于1987年获第一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科技进步奖。

1985年“聚乙烯地膜及地膜覆盖栽培技术”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

       植物保护体系化。建立针对番茄、辣椒、大白菜、甘蓝、黄瓜等主要蔬菜多种病害的苗期人工接种抗病性鉴定技术体系，为全国抗病育种提供科学高效的评价标准，加速育种进程。在此基础上，一系列关键技术成果相继涌现。“菜粉蝶颗粒体病毒的应用研究”、“丽蚜小蜂防治温室白粉虱的研究”先后获农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。同时，在国内首次建立了植物病毒株系特异性杂交瘤细胞系，成功获得PVY的O、N和C株系特异性单克隆抗体，并研制出TMV单克隆抗体。“TMV和PVY单克隆抗体杂交瘤细胞株的建立及其抗原应用的研究”,1985年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。“大棚黄瓜主要病害综合防治技术”1986年获得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。这些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蔬菜病害防控技术的体系化发展，为蔬菜生产的持续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。

       科学著作。1987年蔬菜所主编《中国蔬菜栽培学》，全面总结中国蔬菜栽培的理论与实践，是当时国内蔬菜领域的权威巨著，集中体现蔬菜所近二十九年的科研积淀。该书全面反映中国蔬菜栽培历史与现状，突出中国蔬菜栽培中的独特技术经验，系统总结生产及科技成果，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理论，也展望了中国蔬菜生产及科技现代化前景。全书分总论、各论、保护地栽培、贮藏加工4篇共28章。该书1987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印数8760册，173万字。

       蔬菜所的科研之路，是一条从资源普查到自主创新、从个人坚守到国家引领的道路。每一项重大成果——无论是国家发明一等奖的甘蓝新品种，还是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地膜覆盖技术——都是蔬菜所顺应时代需求、长期深耕细作、不断攻坚克难的必然结晶。这二十九年，是蔬菜所为我国蔬菜科技事业奠基、立柱、架梁的辉煌二十九年。

       五、农村基点建设：扎根农村基点，科研与生产相结合

       1958年全国农业科学工作会议决定发动科技人员“上山下乡”，建立农村工作基点（以下简称“基点”），旨在面向农业生产、为农业生产服务。蔬菜所积极响应，将基点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       初创与全面铺开（1958—1965）：基点启动，布局北京近郊。1958年，蔬菜所启动农村基点建设，标志着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正式开端。此阶段基点数量多、覆盖面广，主要布局在北京近郊老菜区（如四季青、东升等公社），旨在保障北京市蔬菜供应，同时肩负总结农民高产稳产经验、引进推广优良品种、试验示范先进栽培技术、培训基层技术骨干等任务。

       坚守与深化（1966—1977）：以国家需求为导向，拓展全国基点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科研工作虽受严重冲击，但科技人员仍坚持深入农村，使基点工作得以延续并深化。除巩固北京本地基点和当地技术骨干外，还拓展了京外基点：四川渡口（今攀枝花）、甘肃酒泉及陕西西安北郊马旗寨。在北京，重点转向解决“八、九月蔬菜淡季”等关键难题；在新兴工矿区，则从零开始建立蔬菜生产基地，为周边大型企业保障副食品供应，充分展现了科技人员“急国家之所急”的奉献精神。

在西安基点蹲点的部分科技人员与菜农合影

       转型与聚焦（1978—1987）：基点收缩转型，开发综合性服务功能。1978年科研体制改革启动后，研究重心逐步向所内转移，基点和驻点人员减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点的淡化，而是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升华。一是新品种区域试验与展示。“中甘11号”等甘蓝系列及番茄、黄瓜、甜椒等新品种，均在基点完成区域试验、生产试验后再推广。二是科研攻关的前沿阵地。一些课题组，如栽培室塑料大棚蔬菜栽培和甜椒栽培课题组，仍带着课题任务长年驻点，开展科学研究。三是农村技术人才培养。各基点每年举办多期培训班，面向基层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传授实用技术。

       经过二十九年坚持不懈的建设，基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，形成了覆盖华北、辐射全国的网络体系，实现了科研与生产的有效对接，不仅促进了当地蔬菜生产发展，也为全国蔬菜科研和技术推广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       六、国内外合作：国内协作强根基，国际合作拓影响

       自建所之初，蔬菜所便确立“内外并举”的合作思路。国内协作与国际合作互为补充，共同推动科研能力积累提升。

       （一）国内合作：协同攻关，构建全国蔬菜科技协作网络

       通过协作网络、联合攻关、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，与国内科研院所、高校及生产单位开展交流合作，构建起覆盖全国的蔬菜科技协作体系。

       合作起步（1958—1965）。与全国主要蔬菜产区省级农科院建立联系，开展品种资源调查、收集、交换与引种试验。牵头组织部分省份开展甘蓝、白菜等主要蔬菜作物比较试验，初步建立跨区域协作关系。通过中国园艺学会等平台开展学术交流，了解各地生产实际问题。这一时期的合作以松散型交流为主，但构建了全国协作网络的雏形。

1963年蔬菜储藏研究座谈会

       合作坚守与恢复（1966—1977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合作受到冲击，但科技人员利用基点工作与当地农技推广站、生产队建立联系，开展田间试验示范和技术指导。1970年与北京市农科院蔬菜所共同攻关，在甘蓝自交不亲和系选育技术上取得突破。1975年恢复建制后，逐步恢复与华北、东北、西北等地区的联合品种试验和栽培示范。

       合作快速发展（1978—1987）。一是组织、承办第三次全国蔬菜科研协作会，引导了全国蔬菜科研的战略转向；定期组织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和技术交流会，逐步成为全国蔬菜科技信息交流和协作的组织中枢。二是主持“六五”国家科技攻关多项课题，担任甘蓝、大白菜、番茄、辣椒、马铃薯抗病育种第一主持单位。三是与兄弟院所及高校深度合作。联合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等省市20余家科研单位开展甘蓝品种资源联合鉴定和跨区域试验，成功育成“中甘11号”等系列品种并在全国大面积推广；与各省区农科院共享资源信息，初步建立覆盖全国的种质资源协作体系。四是与全国主要蔬菜产区的植保部门合作，开展甘蓝枯萎病、番茄病毒病、黄瓜霜霉病等重大病害的联合调查和防治技术推广，形成“科研—推广—生产”一体化合作模式。

       （二）国际合作：打开窗口，搭建中外蔬菜科技交流桥梁

       早期受限于国际环境和国家政策，以对苏联、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交流为主；改革开放后，合作范围迅速拓展至欧美、日本等发达国家，涵盖人员互访、品种交换、联合研究、项目承担和学术会议等多个层面。

       有限对外交流（1958—1965）。主要依靠国家派遣的科技代表团开展零星对外交流。先后接待苏联、波兰、匈牙利等国蔬菜园艺专家来访，考察甘蓝、白菜育种工作并交流欧洲蔬菜品种资源。同时派遣科技人员赴苏联进修，学习遗传育种与栽培技术。通过有限引种，获得部分欧洲甘蓝、番茄品种，为后续育种材料创新奠定基础。

       坚守与个别突破（1966—1977）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国际学术交流几乎完全中断，仅通过少数外事接待和援外项目保持微弱联系。1973年，参与农林部组织的援助阿尔巴尼亚、坦桑尼亚等国蔬菜种植技术项目，派出技术骨干赴当地指导生产并采集种质资源。

       国际合作快速发展（1978—1987）。国际合作进入全面活跃期，与日本、美国、荷兰等发达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。

       中日合作。日本蔬菜育种专家代表团来访交流育种技术；与日本农林水产省蔬菜试验场签订品种交换协议；派员赴日本学习温室栽培与生物技术育种方法；承担中日政府间“蔬菜育种与栽培技术合作项目”，巩固了合作成果。

       组织参加国际蔬菜科学大会，1987年在北京承办“中日蔬菜学术讨论会”，首次主办大型国际学术活动，提升了国际知名度。

       中美合作。邀请美方专家来所讲学，开展甘蓝抗病性鉴定；派出访问学者赴美国，学习番茄抗虫育种和种质资源管理技术，回国后建立首个蔬菜分子标记实验室；合作开展甘蓝抗病育种合作研究，引进抗黑腐病、根肿病种质。

       中欧合作。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合作黄瓜抗白粉病育种、甜椒种质鉴定；与意大利、法国开展人员互访和种子交换。

国际组织合作。1985年启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（UNDP）“蔬菜种质资源收集与保存”项目，获得经费与设备支持，与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建立数据交换。

外宾参观蔬菜种质资源标本陈列室

       到1987年，蔬菜所已从“单兵作战”转变为全国蔬菜科研的“组织者”和“引领者”。国内合作形成多层次、多形式立体网络；国际合作实现从零星交流到系统合作、从单向引进到双向交流的跨越，培养了具有国际视野的科研骨干，提升了国际影响力。国内与国际双轮驱动，为后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       大江东去，岁月如歌。回望来路，那些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的身影，那些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的灯光，那些在风雨中跋涉前行的足迹，如同一块块基石，铺就了今日蔬菜所屹立不倒的根基。从满足百姓餐桌上的朴素愿望，到引领园艺产业蓬勃发展；从“靠天种菜”的无奈，到“人定胜天”的从容——蔬菜所人用二十九年的坚守与奋斗，诠释了“把论文写在大地上”的初心与使命。